1078年，四十三岁的苏东坡在职场上遇到了一些困扰。
他的困扰和一个叫明州的地方有关。
宁波，宋时称明州，亦称四明。千年前的这座海港，在宋人笔下已经是“东南之要会”。潮起潮落间，舟楫如梭，商贾云集，来自高丽的珍奇，东瀛的舶来，闽粤的商船，都在这里汇聚，交织成一幅生动的海上丝路画卷。
这座兼具活力与包容的城市，以其独特的魅力，吸引着无数文人雅士。其中，最令人难忘的，要数一代文豪苏东坡对这座城市的一往情深。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，为了能调任到宁波工作，苏东坡可是花费了不少心思。
事情的起因还得从他在徐州的时候说起。
熙宁十年（1077年）四月，苏轼知徐州。徐州地控鲁南，一向为军事要冲。可是苏东坡在徐州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轻松。
到任刚三个月，黄河在澶州决口泛滥，洪水冲向徐州，水位一度超过了城内街道。苏东坡奋不顾身，带领民众抢救城池，几十天不能回家过夜，终于四十五天后，洪水才开始退去。
这件事给苏东坡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。自古谓洪水猛兽，便是指其凶险。苏轼第二年有诗《九日黄楼作》追忆那场洪水：“去年重阳不可说，南城夜半千沤发，水穿城下作雷鸣，泥满城头飞雨滑”。
洪水虽退，不等于不会卷土重来。
一想到这里，苏东坡就坐不住了，即便朝廷下诏奖谕他防洪有功，都挡不住他出走的决心。
北宋地方官员的任期，按诏令规定一般以三年为主，不到一年就想调任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
苏东坡思来想去，觉得应该找人疏通一下关系。他翻了翻“朋友圈”，找到了在汴京朝中为官的范子丰，求他帮忙把自己给调到江南去。
范子丰是蜀郡公范镇第三子，东坡的儿女亲家。范镇是北宋名臣，与司马光为至交，在朝廷中有相当的威望。
门路算是有了，调任去哪里呢？其实苏东坡心里早就有了答案：必须是宁波！
元丰元年（1078），苏轼在徐州任上的第二年，他给范子丰写了一封信：
“小事拜闻，欲乞东南一郡。闻四明明年四月成资，尚未除人，托为问看，回书一报。前所托殊不蒙留意，恐非久，东南遂请，逾难望矣。无乃求备之过乎？然亦慎不可泛爱轻取也。人还，且略示谕。”
书信中，苏东坡开门见山，表达了想调任东南某郡的想法。他还打听过了，宁波的职位明年四月就空出来了。还特意解释说，自己对宁波已经心心念念很久了。
这封信的语气既保持着谦逊的姿态，又适当表达了自己的要求，分寸拿捏的相当到位。从字里行间中，不难看出他提笔时的焦灼。
苏东坡的这位儿女亲家，似乎对他调动工作的事情并没有很上心，甚至压根都没回信。
很快，苏东坡又写了第二封信催促进度：
“近专人奉状，达否？即日起居何如，贵眷各安，局事渐清简否？某幸无恙。水旱相继，流亡盗贼并起，决口未塞，河水日增，劳苦纷纷，何时定乎？近乞四明，不知可得否？不尔，但得江淮间一小郡，皆所乐，更不敢有择也。子丰能为一言于诸公间乎？试留意。人还，仍乞一报，幸甚。奉见无期，惟万万以时自重。”
在这封信中，苏东坡先礼貌性的寒暄了一下，然后诉说了自己主理徐州的为官艰辛，以及他对调任的迫切期待。一句话：“宝宝心里苦！”关键信息在这一句：“近乞四明，不知可得否？不尔，但得江淮间一小郡，皆所乐，更不敢有择也”。大致意思是：上次我请求调任宁波的事不知是否能够如愿？如若宁波去不了，江淮一带的小州府都可以，只要能离开徐州就行！
此时的宁波，在苏东坡心中俨然是一处桃花源，似乎可以把他从洪水滔天的地方拉出来。
时间大概又过了小半年，苏东坡从春天等到了秋天，工作调动的事情还是没有下文。
这几个月他过得既忙碌而又焦灼。
先是春天大旱，紧接着四月，黄河再次决口，苏东坡上疏朝廷，拨款拨粮，征民修岸，在处理这些事物的同时，他也在密切关注着工作调动的进度。
于是，苏东坡又给范子丰写了第三封信：
“稍不通问，伏想起居佳胜。侍郎丈必在郊外过夏，台候必更康安。某此与幼累如常。八月、九月间，秋水既过彭城，城下彻备。高丽使已还。四明可以易守，当更理前请也。会合杳未有涯，万万自重。”
相比较前两份信急切的语气，这封信中苏东坡的情绪已经舒缓了很多。信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：“高丽使已还”。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后面，涉及到了当时宋廷的一件外交大事件。
熙宁七年(1074年)，因北方战乱，高丽国要求以明州为出入口岸。从此，明州与高丽的交往日益频繁，成为宋廷与朝鲜半岛交往的主要港口，继而推动了明州海船建造技术的进步。
1078年春节始过，朝廷任命安焘为信使出使高丽。这是自淳化五年（994年）后，宋朝第一次向高丽派出正式、规模庞大的使团。决策一出，明州成为当时局势下承建出访高丽海船的不二之选。明州也不负众望，不出两个月便顺利打造了两艘出使海船，得朝廷赐“凌虚致远安济神舟”、“灵飞顺济神舟”之名。
四月初，安焘使团从定海（今镇海）绝洋东去，此时，苏东坡还在徐州奋力抗洪。
历经三个多月的交流访问后，九月四日，北宋使团平安返回。这次出访非常成功，朝廷对使团成员进行了封赏。
苏东坡这封信中写道的“高丽使已还”，说的就是这次外交活动。很明显，明州在这次国际交往中不仅是国家门面，也是战略担当。
“高丽使已还，四明可以易守”，由此可以推断，苏东坡的第二封信范子丰应该是回复过了，也不难猜到，回信应是提到了“明州此时正在办朝廷出使高丽的大事，要更换太守至少要等这件事完结”云云。所以苏东坡其实一直在等这个时间节点，好不容易等到高丽使团回来了，苏东坡马上写信暗戳戳的催促进度，言外之意是调任明州这个事情可以提上日程了，不要拖得太久了。
信发出去了，范子丰具体是如何回复的，已然无从考证。
不过，苏东坡全集中还有他写给范子丰、与工作调动有关的第四封信。
“轼启。人还辱书，承起居佳胜为慰。承盐局乃尔繁重，君何故去逸而就劳，有可以脱去之道乎？外郡虽粗俗，然每日惟早衙一时辰许纷纷，余萧然皆我有也。四明既不得，欲且徐乞淮浙一郡，不能，胜暑中登舟耳。其余，书不能尽万一，惟保爱！不一！不一！轼再拜子丰正字亲家翁足下。”
这封信中提到，“四明既不得，欲且徐乞淮浙一郡”，既然宁波去不成了，能不能像办法运作一下调去淮浙一带的州郡。
信中“四明既不得”，短短五字，宣告了苏东坡来宁波任职的愿望彻底破灭。
“四明既不得”，是因为当时朝廷已经颁布了让曾巩权知明州的诏令。所以，苏东坡已经认清了现实，他来明州的愿望已然不可能实现了。最终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，“徐乞淮浙一郡”，字里行间透着退让与妥协。
宁波虽然成功圈粉苏东坡，却终究还是与他擦肩而过。
九百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读着这些书信，仿佛能看到一个在仕途困顿中的文人，如何将一座未曾谋面的城市，妆点成心中的理想乡。
东坡与宁波的这段未竟之缘，恰似一首未完成的诗篇，在历史的天空中留下了无尽的余韵。在那些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中，一些执念被温柔地放下，一些顿悟在悄然发生，一些生命的光华重新迸发。就像在最深邃的黑暗里点燃的火光，这些历练赋予了苏轼一种罕见的自我观照能力——东坡生命美学由此诞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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